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烈士事迹系列报道之徐玮烈士
 

徐玮(19031928),原名宝兴,化名胡公达、谢公韬,江苏海门县人。19272月,徐玮当选团江浙区委书记。同年8月,他来到杭州,任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。不久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,192853日,在狱中英勇就义。

徐玮的父亲是私塾教师,思想开明,经常在假期带着子女一齐到田地里劳动。他的母亲粗知书史,常给孩子们讲岳飞、文天祥等历史故事。一家6口人,父严母慈、兄弟和睦,徐玮从小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,养成了爱劳动、爱祖国、知民间疾苦的思想。

他在海门县立高等小学入学考试的作文卷中写下“我不仅要能自治,还要使天下人都能自治”的誓言,连阅卷老师都说:孺子不凡!

1916年,他的父亲因病卧床,家中入不敷出,债台高筑。家里的几个孩子都陆续辍学回家帮忙,但是徐玮高小毕业后,非常渴望能够继续求学,虽然此时家中经济条件已经非常困难,但是他的父母和兄弟仍然节衣缩食、卖田典物支持他升入私立海门中学。

1922年,徐玮考进上海南方大学,但此时家中已无力再负担他的学费,他只得在外靠借贷度日,所以他在临刑前留下的遗书中说的:“我求学、工作负债很多。”指的就是此事。

当时的上海,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蓬勃兴起,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浪潮中,徐玮结识了负责沪西工人和学生运动的中共党员、共青团第三支部书记嵇直,从此开始革命活动,并帮助嵇直在沪西小沙渡开办工人夜校。徐玮亲自给工人上课,向工人群众宣传革命道理。他态度和蔼可亲,讲课通俗易懂,所以工人们特别喜欢听他上课。

1923年经嵇直介绍,徐玮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。从此,他更加刻苦钻研马列主义理论,热心社会工作和工人、青年运动。他写下了一首《人生》,在诗中道出了自己在革命路途中的责任,抒发了革命情感和意志。

人生好比替换赛跑,

前人走几段,

我走一段,

后人又不绝地向前走去,

最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。

莫怪前人走得慢,

莫望后人走得快,

且努力走我的一段。

1924年,徐玮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也正是在这一年,溥仪被逐出皇宫时搜出了南方大学校长江亢虎向清废帝面递的“奏章”,于是这位自称“国家社会主义者”的真面目毕露,舆论一片哗然。徐玮和部分进步师生立即发起了驱江风潮,并集体退出该校,转入私立国民大学学习。

1924年暑假回乡,徐玮跟大哥商量,利用私塾空出来的教室,创办“徐氏私立义务小学”,招收30多个贫苦农民的子女入学,免收一切费用。把旧考卷背面印成课本,订成练习本,分给学生;采购一些铅笔、橡皮等文具,分送给特别困难的学生。徐玮亲自给孩子们上课,耐心地教他们算术、认字,告诉他们将来总有一天,每个孩子都能上学,住上新房子,都有劳动、工作的机会。晚上乘凉的时候,他就给乡亲们讲上海工人的斗争,生动的语言,慷慨的情感,紧紧地抓住了每个人的心。

他又多次和大哥说,决不能把自己教书的学校变成做生意的场所,一定要多关心穷苦人家的孩子,不要歧视他们,而应该多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。他的大哥在之后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,一直牢记弟弟的话语。

19267月,徐玮大学毕业,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。

19272月,团江浙区委在上海召开全委会议,徐玮当选团江浙区委书记。此时的上海正在积极准备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,中央和江浙区委组织了特别委员会指导工作,徐玮担任特委宣传委员会的委员,同时又任上海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。

8月,徐玮来到杭州,以团中央巡视员身份主持团浙江省委的工作,改名谢公韬,扮成一名穷教师,深入基层,帮助整顿、发展组织,传达“八七”会议精神。10月,组织以工专、医专为主的学生游行示威,徐玮模仿列宁《告农民书》的笔调,亲自起草的《告青年学生书》铅印小册子,轰动全城。

116日,中共浙江省委机关又一次遭破坏时,暴露了党的地下机关地址,波及团省委。9日,徐玮和曹仲兰在抚宁巷9号团省委机关工作,特务突然破门而入,二人同时被捕。曹仲兰抢先说自己是负责人,徐玮化名胡公达,说是被雇来刻蜡纸的。

在狱中,徐玮仍坚持自己是刻蜡纸的雇员,很少与人接触,隐蔽的很好。但是到了1928418日,特刑庭庭长钱西樵亲自提审徐玮,大喝:“胡公达!你戏演得不错,现在该收场了吧,你是上海有名的共产党徐玮!你们这些有学问的良家子弟,为什么要去做共产党?回头是岸,快回头吧!”

徐玮见此时自己身份已经暴露,就改变了斗争方式,冷笑着说:“我提三个问题,如果你能答出,我就不再做共产党。”

“一,孙中山先生实行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工农的政策,你们现在反共、镇压革命,是执行谁的政策?”

“二,要建设没有压迫、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,实现中国大圣贤的大同世界的理想有什么罪?”

钱西樵皆无言以对。

“第三个问题,就不要再问你了吧,你既无法回答我的问题,遗憾的很,我只好继续当我的共产党了。”说完,大踏步走回牢笼。

徐玮知道自己已被叛徒出卖,留下的时间不多了,就一改常态,在最后的时间里,利用各种机会,向难友宣传外面的革命形势,勉励大家紧密团结,互勉互助,坚持革命,继续前进。

徐玮平时严守组织纪律,很少给家里写信。到杭州工作后,更交待家中不要给他写信。但他在狱中身份暴露后,当天就写下了两封遗书。

其中一封写给他兄、弟的遗书中有这样一段:“我与你们永别了。你们一定会明了我是为什么而死的。你们对于我的死作何感想?你们将怎样纪念我?你们如果能明了我死的意义,便不应为我悲伤,你们应当劝导母亲,善视母亲,彼此相爱,努力上进。

这封遗书,在徐玮牺牲的那天夜里,由一个署名“后死者”的难友秘密送出监狱投入邮筒。

就义前几天,徐玮阅读了一本俄国小说《灰色马》。“灰色马”本是象征死神的,他看后,借此为题写下了人生中的最后一首诗:

前人去后后人到,生死寻常何足道;

但愿此生有意义,那管死的迟和早。

灰色马儿门外叫,我的使命已尽了;

出门横跨马归去,蹄声响处人已遥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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